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山东荣成市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副主席程路、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围绕供给侧改革与中国制造2025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都是一次新考验。政府是继续沿用传统思维方式和驾轻就熟的旧有管理方式来管理新经济、新业态，还是站在时代前沿，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的新的战略选择，方向是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调整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结构，甚至某种产业的结构。现在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着眼于调整制度供给，实现新旧制度和新旧动能的大转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只能靠改革来突破原来渐进形成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制度供给主要针对“引进来”，这种政策取向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用国内资源和优势搭载一个平台，使国际上的要素在这个平台上集聚和配置。现在，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制度供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现在因为缺少一套新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设计，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在境外投资生产的产品拿不回来的情况，而且中国企业在境外产生的GDP也并未纳入国民统计范畴。
目前，我国与很多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六条经济走廊都在快速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随之拓展。这种国际产能合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存量和增量，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仍然只统计国内生产总值，而没有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其他地区产生的经济总量计算在内，造成这些庞大的经济数量未能进入我国的GDP统计核算范围内。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关键、特殊的时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新一轮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资源。但是，我们的统计方式、政策支持取向和政策体系还是原来在渐进式开放中形成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定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整个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必须要整体再造，以适应现在对外开放新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改革这些不适应消费需求的落后生产力布局和产能结构，改革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部分。
结构性调整不是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必须要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有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生态标准。真正淘汰掉那些落后产能，该上的先进产能还应该上，该发展的进口替代性产能还应该发展。
首先要大幅提高产品标准。中国一共13.7亿人，2015年我国旅游人次达到40亿人次，其中出境游1.2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出境旅游购买商品消费平均达到1.5万人民币，我们发现消费者购买的有些商品是在我国生产，出口到国外后，被消费者又买回来的。所以技术替代和标准替代在结构性调整里非常重要。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必须放在结构性调整上，抓紧实现这几个替代。
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调整。结构性改革不仅指产品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供给和需求匹配，还要加快形成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智能化的大流通，提高全过程的流通效率和效能。
当前世界经济主要特点是复苏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3.1%，如果英国脱欧继续发酵，则可能掉到2%，IMF总干事拉加德形容，“现在世界经济陷入新平庸增长”。世界银行也持同样的看法，唯一对中国经济给予了肯定。
过去十年，世界最大的20个主要新兴市场平均增长率是5.5%，占世界经济增量贡献率的75%，其中仅中国一家就占了30%。国际组织最新预测，未来十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将降到5.5%以下。
全球债务率持续上升。在世界各国央行同时放水的前提下，各国的债务，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债务都在快速上升。除了债务问题，国际贸易也是一片萧条。国际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国际GDP增速。全球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动力来自对外开放和国际资本跨国流动，但是由于当前普遍缺乏好的投资机遇和项目，跨国公司投资也日渐趋缓，进而导致全球投资处于停滞或下降。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概括：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好于预期。同时，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第一，民间投资回升增长乏力，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主要由政府和国企来完成，增长速度达到19%。但是在工业和其他领域，投资主体主要是民间投资，可是民间投资近年来不断下滑，尤其是今年1到9月份民间投资增速已经降到了2.5%，这意味着现在民间投资意愿较弱。
第二，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比重偏高。8月份和9月份，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分别只有11.4%和11.5%，低于年初设定的13%的增长目标，这些增长速度并不太高的货币供应量又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相关领域。，我们的货币政策大概分为五档，从紧是最严的，第二是适度从紧，第三是稳健，第四是稳健略有宽松，第五是宽松。13%大概是稳健略有宽松，11.5%左右算是中性、稳健的货币供应增速。
今年1到8月份，居民新增贷款的很大一部分进入按揭贷款，达到了3.48万亿，其中按揭贷款是2.97万亿，导致的结果是到8月份之前企业新增贷款为负。三季度新增贷款里面，前两个月里房贷都是主力，三季度每个月新增的按揭贷款都超过4600亿人民币，是去年同期的1.88倍，累计新增按揭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0%以上。
第三，房价上涨速度过快。8月份、9月份房价上涨的幅度很高，8月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都达到30%以上。到9月份，房价上涨的态势依然没有消退，百城价格同比和环比涨幅持续上扬。国庆之后，各地纷纷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包括提高按揭贷款的比例和限贷限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
房价上涨助长了房地产投资回稳，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产品的库存压力，单位价格回升，货运价格提高。土地出让面积虽然没有变化，但是价格提高了。
第四，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今年1到9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5.9%，低于GDP增长速度。在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增长速度同比增长6.6%，这说明财政收入的增速略有下降，地方政府更加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导致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达到了14%。这样就使抑制房价更加困难。
不把民营企业这步棋走活 改革很难推进
第一，供给侧改革的主力和希望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本应是供给侧改革的主力和希望，但是现在却最沉闷。民间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0.1%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3.6%，上半年跌到2.6%。与此同时，政府和国企投资快速增长，这种国进民退的状况，在社会投资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果民间投资不能恢复，这一轮经济下行将面临危险局面。民间投资为什么剧烈下滑？因为民营企业家对预期没有信心。比如，PPP作为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平台，并没有真正平等地对待民营企业。今年以来，全国PPP项目已有12万亿之巨，最终有多少落到民企头上？本来政府制定的“非公36条”非常好，执行好36条就行了，关键是不落实。
第二，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症结不在民营企业，而在国企。很多亏损及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都是国企，因为民企等不到成为僵尸企业就已被肢解或跑路了。这一轮房价上涨，全国不少地王的“金主”都是国企。，除几家主营业务是房地产的企业之外，国企都要退出房地产行业，但是并没讲什么时候退出，也没有出台强制退出措施。美国经济复苏为什么比较快？金融危机前，美国曾一度全力发展虚拟经济，透支实体经济，影响经济增长。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注重对实体经济的保护和扶持。奥巴马之所以能够连任美国总统，获得较高支持率，就是因为实体经济、高科技的发展。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出口占了世界总出口的20%，甚至出台了实体经济促进法，学徒促进法等等。所以中国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就要踏踏实实地在实体经济上下工夫。
第三，民营企业的投资渠道不畅，投资的结构要调整。如果民企仍然在传统产业上投资，跟国企的优势产业去竞争，可能收不到太好效果。未来民企可以进入文化、体育、娱乐、养老等社会服务产业，进行结构调整。
第四，“一带一路”是民营企业大显身手的地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国家全面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决策。“一带一路”向西把过去位于改革开放末梢的地方，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带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经济。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可以大有作为。有的项目虽然政府已经在做，但是缺乏配套设施，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拾遗补缺。
供给侧改革，希望、前途在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如果不能把民营企业这步棋走活，改革很难推进。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踏踏实实搞好实体经济，做好自己的事情最关键。
从稳增长、调结构的角度观察中国制造2025目标实现问题，我主要谈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如何看待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增长虽然稳定在了6.7%，但仍属于2010年以来的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没有出现负增长，除1990年和1991年出现过两次降至4%左右的情况外，30多年年均增长率9.6%。毫无疑问，在投资的边际收益大幅度下降和外部需求明显不足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水平，而且从一个较长时期（比如到2030年或2050年）角度看，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最终我国经济增长率也会大幅度下台阶、呈现所谓“L型”。但是，在我国经济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支撑经济增长诸多因素还大量存在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实际能力不会大幅度下台阶，实际经济增长率则会因短期因素影响而呈现一种左高右低的“W型”变化轨迹。宏观调控的任务则是避免实际经济增长率持续降至客观存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惠民生、促改革的前面主要是因为，如果增长稳不住，甚至掉到6.5%以下，与2010年相比，实际失业的人数就会增加500万甚至600万，不仅到2020年无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以及眼下的调结构、促改革等等都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这也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重要原因。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应引起高度重视。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甚至降到了10%以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基本经验是，一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低于18%，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投资需求持续下降引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阻。这主要是因为，包括体制机制及其结构、产品生产及其技术、产业发展及其结构、产品质量及其附加价值等在内的供给侧改革，均需要投资与之配合。
当前我们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占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率超过20%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只要民间投资不景气，整个市场就不会全面繁荣，甚至还会引发大面积“脱实向虚”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倾向。因此，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宽松政策，降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性成本等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虽然不如“滴灌”精准，但是，由于“滴灌”难及中小微民营企业，这些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融资饥渴”已经是它们的现存常态，因此需要通过“漫灌”给这些处于“严重饥渴”的企业一点儿“雨露”。
最后，在稳增长中深化调结构，是有效阻止经济持续下滑、助推中国制造2025目标实现的正确选择。稳增长需要投入，调结构也需要投入。通过有重点的资本投入引领结构调整，通过结构有效调整稳定经济增长，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要紧紧抓住、认真做好。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就必须加大投资力度，要注意做好投资重点的选择与安排。一方面，，要努力做到此类投资的进入机制必须以市场决定为本。另一方面，投资的重点要放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中国制造2025，既包括传统产业，也包括新兴产业，其中传统产业仍然是大头，从而是投资的一个巨大重点。通过大量增加投资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利实现中国制造2025宏伟目标的客观要求。